五月，原本是上海四季里最舒服的时间段之一。 早春的寒意已经褪去，梅雨季的湿气还未袭来，香樟和梧桐抽出新绿，月季和蔷薇迎来花期。除了市花白玉兰，月季和蔷薇也是上海最常栽种的花卉，大到植物园，小到院落里的花坛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 今年五月，因为疫情影响，绝大部分上海居民的活动范围都缩小到了楼宇甚至房间。享受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，已经变成一件久违而次要的事情，有许多更重

来源：中国广告网     作者：中国广告网     时间：2022-05-24

文 | 陈梅希

编 | 园   长

五月，原本是上海四季里最舒服的时间段之一。

早春的寒意已经褪去，梅雨季的湿气还未袭来，香樟和梧桐抽出新绿，月季和蔷薇迎来花期。除了市花白玉兰，月季和蔷薇也是上海最常栽种的花卉，大到植物园，小到院落里的花坛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

今年五月，因为疫情影响，绝大部分上海居民的活动范围都缩小到了楼宇甚至房间。享受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，已经变成一件久违而次要的事情，有许多更重要的、关乎生计的问题等待解决。

这个春天，居家办公在上海成为常态。

工作地点从楼宇搬回卧室，通勤路线从几趟地铁的换乘变成床到书桌的的步行，工作餐从食堂和外卖改为自己开伙。

从统计学意义上看，能够完全通过线上办公完成工作的人，算是幸运的一部分，至少他们不用担心因为居家带来工作停滞，也不用面临失业减薪危机；但落回到个体，两个月的居家办公让变化充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随之而来的不安、焦虑、烦闷、期盼等情绪，百转千回，成为这个春天的另一种注解。

在这个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三位年轻人，记录下他们的居家办公六十天。

3月的某个上午，软件工程师周思甜来到公司楼下时，已经过了平日里的上班时间，所幸他所在的公司不用打卡，大家也习惯于弹性办公。正当他准备进楼时，突然收到一条通知，公司所在的办公楼因为疫情临时管控，他又背着电脑扭头回了家。

新冠疫情以来，类似的临时管控时有发生，周思甜习以为常。“一开始，我以为只要一个礼拜，到３月底就差不多了。”

他带回家的那袋咖啡粉只有１００多克，原本以为应付居家办公的时间段绰绰有余。有一段时间，互联网世界充斥着对上海人爱喝咖啡的调侃，但对周思甜而言，喝咖啡是开始工作前集中精力的必要程序。他从来不去网红咖啡店凑热闹，每天用最简单的工序自己冲泡咖啡，作为工作开始的序幕。

作为办公搭档的咖啡，图源受访者

长时间居家办公，对周思甜而言不是一件易事，咖啡只是众多阻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环。

首先要适应生活和工作的无缝衔接。

上一次跳槽，周思甜也拿到过其他几家互联网大厂的offer，选择目前这家公司，就是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。他把二者分得很开，能在公司完成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带到家里，通过物理空间上的隔断，完成生活和工作的切割。可能是此前留下的习惯太过强烈，起初，他在家办公的效率很低。

在他眼里，公司和家就应该有截然不同的职能。“我把上班当成一种仪式，像祭祀一样，那种祭祀就在庙里面祭祀就行了，不要把庙给带回家。”

居家办公延长到四月的时候，周思甜意识到，这次恐怕不能很快回到办公室，于是又陷入赶进度的泥潭里。手头项目带有研究属性，很多内容他之前没接触过，只好一边干活一边补课。

长期呆在同样的环境里，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弱。周思甜独自在家过完清明、五一假期，但假期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工作日和休息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，工作日可能瘫着不想动弹，休息日也可能因为无聊而敲代码。“反正很支离破碎，有时候可能睡得会比较早，然后醒得就会比较早，有时候睡得比较晚就醒得晚，每天都不太一样。”

工作之外，周思甜还要抽出时间倒腾一日三餐。

疫情前，他偶尔会在周末自己做饭吃，但仅限于少数几种食材，例如猪肉对他而言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“难关”。如果发放或团购到的食材包里有猪肉，他都会送到邻居手里，免得被他浪费。有一次公司发食材，他出去取的时候碰到一个奶奶，说没抢到菜，他就把刚收到的食材分出一部分送给对方。

对于整个四月，周思甜的记忆都是模糊的。他只记得吃了很多鸡蛋，家里最多有过五六十个鸡蛋，有玉米的时候就配玉米，有土豆的时候就烤土豆。

周思甜摊的鸡蛋，图源受访者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菠萝。菠萝送到家时还带着皮，他用刀把皮削完，发现手头没有工具处理菠萝眼。“我不知道怎么描述，就是菠萝上面有一个个点，那个应该不能吃对吧？好像他们有个工具是得按照一个什么螺旋线，然后把它给挖出来。”

此前，周思甜在水果店买的菠萝，要么已经切成小块装在盒子里，要么削完皮去掉菠萝眼插在大竹签上。他只能继续用刀切，一层又一层，把菠萝眼连着果肉一起切掉，最后整只菠萝剩下一小部分能吃。

去年五月，周思甜刚从北京搬到上海。回忆起一年前的事情，倒比让他回忆居家办公期间的故事简单。安顿好住所后，周思甜一个人去了趟外滩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他在外滩看完两个展，站在黄浦江边，给东方明珠电视塔拍了张照。——用一张标准的游客照，开始他在上海的生活。

初来乍到，周思甜记不清自己当时站在浦西还是浦东。我问他，是站在高楼大厦的那一侧，还是站在有很多年代久远建筑的那一侧。而他反问：“那算年代久远吗？我在上海好像没见过什么年代久远的建筑。”

后来我才反应过来，他的家乡在甘肃，能用上“年代久远”来形容的建筑，恐怕少说也得有上千年的历史。

居家办公的日子，周思甜跟父母的联系变得比之前频繁。远在甘肃，除开每天在新闻里看上海疫情的新闻，电话是他们了解儿子生活的唯一途径。父母们每次关心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，有没有东西吃，疫情怎么样了，工作得好不好。

和许多独自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一样，周思甜采取的也是报喜不报忧战略，每次在电话里只挑好的说，把困难的部分搪塞过去。在那些通话里，物资总是充沛的，心态总是稳定的，工作总是顺利的，所有情绪在失眠的清晨被独自消化。

我问周思甜，如果居家办公结束了，他出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。我本以为他会选择出去吃一顿饭，去花园遛弯，或者看一场电影。但他给我的答案是：“第一件事情是回公司上班。”

并不是因为多么热爱工作，而是他想面对面地和活人聊聊天。最近很火的16型人格测试，周思甜前两年就测过，测出来的结果是INFP，I的占比高达94%，居家办公的日子，他几乎切断了和外界的社交。“毕竟我除了同事，也没有什么可以面对面讲话的人。”

日历翻到五月，周思甜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逐渐好转，他把这种正向变化归功于外卖和快递的部分恢复。

几乎断掉一个月的咖啡豆又续上了，这让他每天工作前仪式性的冲咖啡环节得以回归；买菜也不用大早上定闹钟了，这让他不必勉强自己的生物钟，在每天清晨醒来；大部分工作日他会点外卖，不再逼迫自己烹饪毫无兴趣的食材。总之，虽然仍处于非常态里，但生活正逐渐捡拾正常的零部件。

周思甜的体重，像是他居家生活的晴雨表。开始居家前，他的体重是58公斤，中间一度掉到过53公斤，最近一段时间又恢复到5５公斤。他说，体重回升是因为最近能吃到外卖。

刚居家时，因为不适应办公环境转换而落下的进度，在四月底也已经慢慢补完。所幸周思甜最近做的项目更偏底层性能优化，有很强的研究属性，因而周期比以往项目更长，主要验收节点在好几个月后。

他已经记不清上次出门旅游是什么时候，在电话那头翻着自己的聊天记录，试图找回一些记忆。

“去年这个时候，从北京来上海，然后就在上海住下来了。”

我说那个算搬家，不算旅游。

“噢我还回过兰州，我是春节跟十一回过两趟家。”

我说那个算回家，也不算旅游。

再往前翻，就到了疫情前。2019年的国庆假期，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，他去了附近的一个海滨城市。那是一个还不用戴口罩，可以随意在海鲜市场跟老板砍价，在沿海公路上散步的假期。——一些走不了回头路的美好回忆。

２０１９年在平潭海边，图源受访者

居家办公的日历掀到第三个月，周思甜说他倒没有太多想出去旅游的念头。“就是希望可以正常地生活。”

正常地去上班，正常地出门吃饭，正常地回家把他过期的身份证补办一下，再吃一顿家乡的牛肉面。

拨通杨大侠电话时，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９点０５分。他刚结束上一个语音会议，晚上还剩下两个。我的电话见缝插针，在其他两个会议前插了个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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